在徐州贾汪区，100多年开采历史曾让其饱受采煤塌陷之困，就地改造建设的潘安湖等多座湿地公园，实现从“一城煤灰半城土”到“一城青山半城湖”的转变。在山西大同，关闭已久的晋华宫矿南山井变身国家级矿山公园，多处景观由废弃矸石搭建，煤炭博物馆、井下探秘游妙趣横生。位于安徽的“两淮”老矿区，昔日的采煤沉陷区水面建起漂浮光伏电站，兼具储水灌溉、光伏发电和渔业养殖等综合效用……这些都是煤炭老矿区转型的实践案例。

       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全国累计退出煤矿5500处左右、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/年以上，转型问题随之加重。目前，部分矿井资源枯竭、煤炭产能逐步西移，难题进一步交织。“必须看到，老矿区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存，困难和挑战依然严峻。其发展水平和质量影响着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进程，决定着中国煤炭工业未来发展方向。”近日在徐州召开的全国煤炭行业老矿区转型发展现场会上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孙守仁直言。

产业接续、人员安置、环境治理皆难题

       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，2012年以来，全国262个资源型地区生产总值由15.7万亿元增加到26.8万亿元，年均增长6%；全国各类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率由28%提至56.8%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%。

       在孙守仁看来，老矿区转型不仅涉及企业、地方利益，更加事关生态文明大发展。“2020年，全国煤矿产生煤矸石、洗矸、煤泥约9.3亿吨，风排瓦斯和抽放瓦斯排空折纯量超过200亿立方米，煤炭开采引起土地沉陷110万亩左右。老矿区也要落实碳达峰、碳中和决策，促进全面绿色转型。”

       转型落实不易，产业、资金、人员等现实问题接踵而至。徐矿集团董事长冯兴振坦言，徐矿曾是一家资源枯竭、濒临倒闭的老企业，在徐州17座矿井中，有16座先后关闭，陷入产业失序、人员失岗、环境失治等困局。山东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张若祥也称，作为传统资源密集型企业，老矿区面临人员安置、产业接续及塌陷地治理等挑战，“‘十三五’期间，集团共有3.59万名职工需要分流安置，随着下一步继续退出一批矿井，人员是转型面临的最大问题。”

       另据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原副校长姜耀东称，吉林、江西、四川、辽宁阜新等地老矿区，集中面临产业接续乏力、基础设施落后、矿城发展失衡等问题。“以煤为主、一业独大的问题非常突出，传统动力减弱与新动力不足相互交织。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综合服务能力和品质欠缺，对高素质人才吸引力降低，人才流失严重。老矿区产业多数围绕煤矿周边布局，空间分布零散，矿区发展受矿权等因素影响布局混杂。”

找准产业转型的路子是“破题”关键

       面对难题，从哪里入手？中国能源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牛克洪告诉记者，产业是老矿区转型的核心与关键。“煤企并非天生就是衰老企业，而是因资源枯竭，赖以生存的原有产业老化、退出，企业生产、人员安置需要新的载体。找准产业转型的路子，后续一系列难题才能迎刃而解。”

       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梁嘉琨进一步称，老矿区转型本就是一项世界性难题。煤炭又属于高危行业，产业结构单一，其复杂性和特殊性是其他行业比不了的，“一个矿区一个样，一个矿井一个样，所在地区的历史背景、文化传统也不一样。老矿区转型有‘三难’，第一就是产业调整难。”

       找到问题的核心，又该如何破解？牛克洪认为，首先可以从存量资产(资源)中寻找价值增长机会。“井下没有煤炭资源了，但煤矿的设备、设施、土地厂房等资产还存在，哪些还有价值、哪些能再利用、如何挖掘价值潜力，均需要有基本研判。除了煤炭开采，多数矿区还有配套产业、非煤产业，转型不是把搞了几十年的项目统统丢掉，否则已投入的资金、人员、积累的宝贵经验白白浪费。结合政策导向、市场需求等，对已有项目进行全面诊断评估，从中看看有没有继续发展的前途、改造升级的潜力。”

       多位专家还称，产业选择要有所为、有所不为，量力而行统筹谋划。“产业接续并非一蹴而就，需要大量投入，制约因素众多。但有些老矿区仍持传统思维，什么都要自己上、我全资。出于行业局限性，有些项目在别人手里行，到了你手里不一定好。”牛克洪表示，在产业选择、落地的过程中，分清“能”和“不能”，哪些事情可以自己做、哪些需引入合作、共同推进，以自身优势嫁接外部力量。

看得见的产业与看不见的观念都要扭转

       目前，部分矿井已积累经验。“应该干什么、能够干什么、能干好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”冯兴振介绍，徐矿集团重新审视资源，确立了以煤电化为核心主业的思路，整合关闭矿井的人才、技术、品牌等无形资源，以及存量铁路、房产、装备制造等有形资源，主动将产业转移到西部富煤省份，先后布局建设新疆煤电化、陕电送苏等6个能源基地。“以提供技术和管理为主的服务外包形式，将关闭矿井所属职工重新组织起来。30多个外包项目累计安置1万多人，创效60亿元，变人员包袱为资源财富。”

       姜耀东认为，转型不仅仅靠企业一己之力。他建议，研究制定支持老矿区发展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、企业发行股票和公司上市、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，帮助老矿区激活发展潜能。鼓励老煤企组建生产性服务项目公司，成建制走出去承包煤矿，加大对老矿区异地办矿项目审批力度。支持有条件优势企业与老矿区跨行业、跨区域、跨所有制兼并重组，鼓励新建重大项目、新兴项目向老煤企倾斜。

       除了看得见的产业，转型还要扭转看不见的观念束缚。牛克洪举例，传统观念认为井下岗位第一、辅助单位第二。换了新产业，继续采取原有煤矿管理方式则行不通。谁能创造效益，谁的收入就应该提上来，井上人员工资也可大大高于井下。再如，老矿区往往用人偏多、技术水平相对落后，“走出去”的转型方式不一定适用所有矿井。“新矿井多采用机械化、智能化开采方式，四五十岁的老工人素质能否适应新矿井？不是单纯把人转移过去即可，而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历史包袱。”